一张印尼左翼时期的油画，油画上每个人都面色冷峻，画中有一个年仅四岁的男孩，他叫巴育（Bayu）。20世纪40年代，小巴育的爸爸是印度尼西亚知名画家，也是一名虔诚的共产党员。
当年那个乳臭未干的小巴育，如今已72岁的高龄，他满头银发，同样具有油画中所有共产党员共同的神情特质：坚毅忧愁而又果敢。1965年印尼反共大屠杀，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1965年9月30日，印尼发生军事政变，政治立场倾向共产主义阵营的时任总统苏加诺，遭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少将推翻。其后陆军在苏哈托的领导下，发动对共产党的全国大清洗。印尼共产党中华人居多，许多非共产党员的华人也受牵连遭处决。据统计当年事件中的遇难者人数在10万至300万人之间，学界则统计死难人数为五十万左右。
事件发生时，巴育是印尼Respublika大学医学系的一名学生。10月20日这天，警察冲进了学校，逮捕了医学系大约124名学生，并把他们押送到监狱。巴育说：“当时，我读的医学系是中国赞助的，怀疑和共产党有关系。”
像巴育这样没有被杀的共产党幸存者及家属，被称为“TAPOL”（tahanan politik，政治拘留者）。他们不经审判就被监禁，财产也会遭没收或销毁，子女和配偶也会“连坐”入狱。
巴育被送进监狱时，印尼华商柳民源19岁，由好心人引荐进入一家由印尼财政部长和上海人合开的搪瓷厂做勤务员。听到排华消息的当下，柳民源就决定动用自己的人脉求救。
“我向当地军人政府和宗教团体求救，他们并不赞成排华，但也没办法，需要执行命令。”柳民源说。
宗教团体对柳民源说他们“不能杀那些执行命令的宗教团体和军政府的人”，因为美国会指责他们破坏人权。但最终双方达成一个共识，如果上面派200名宗教团体的人来排华，那么当地的宗教团体会派出相同数目的200人，来保护当地华人。柳民源及其相关的人和宗教团体有个暗号，用以认清谁是保护华人的人。柳民源说，“我们地区死的人数非常少非常少，有个别死的人，是因为之前有私人恩怨。”
根据综合统计信息和数据，1965-1966年间不同地区死伤状况不尽相同，有的小村庄从地图上被抹去；有的地方仅仅把左翼人士以及同情者像筛子筛东西一样筛走了；还有的地方，趁着铲除共产党为借口，霸占党员财产；有一些地方几乎没有发生杀戮。
1966年1月，巴育被转移到另外一个监狱。当年11月，又再次转移关押地点。巴育指着墙上的一幅画说，“这就是我们在这个监狱的情形，每天（每人）仅仅能吃到140克的玉米粒，一些人被饿死了。”
画中一个瘦骨嶙峋的人躺在床榻上，床边放着一个碗，里边有二十多粒玉米。
1970年10月20日，巴育再一次被转移押解到与世隔绝的布鲁岛（Buru Island）上，在那里度过了他牢狱生活的最后9年。
岛上的犯人每天需要早晨6点起床，一直工作到下午5点。有时需要加班加点到午夜12点。巴育指着人名册说：“这些身边的朋友，一个一个都死了……”
Wahyono，编号：5095，1931年出生，1978年1月10死亡；Bunawar，编号：7979，1940年出生，1977年3月19日死亡；Suharjono，编号：0112，1949年出生，1973年11月18日死亡……
巴育说：“一开始，只要是身边的朋友死了，我们伤心痛哭。到最后我们已经没有眼泪了，痛苦的事情太多了，我们需要找能开心的事情，需要对未来充满希望才能活下来。”
休息的时候，犯人们可以和老师学习知识。被关押的有一部分是知识分子、专家教授，可以教授知识。巴育所学习的有数学，法语，还有如何制作火箭。巴育说：“有一个专家，名字叫IR.ISKANDAR，他去中国的大学学习水坝，但回来不到两年就被逮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