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拉美国家、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为何快速增长？
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国际资本、国际技术的迁移。拉美国家多数是资源型国家，东南亚国家则是劳动密集型国家，矿产资源和劳动力富余吸引了大量的国际资本进入。国际资本投入，国际技术引进，国际市场拉动，这些国家快速步入中等收入阶段。
所以，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并非来自国内的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的提升以及制度的优势。相反，经济快速增长催生了民族情绪，反而掩盖了技术创新的不足，忽视了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停止了对劣质制度的改革。
比如，在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时，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墨西哥、巴西大量出口矿产资源，经济迅速起飞。巴西经济在1971-1974年间平均增速超过10%，墨西哥经济在1978-1981年间平均增速超过9%。但是，1982年，这两个国家爆发债务危机，经济陷入负增长。
美元快速升值是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但根本原因还在拉美国家自身。依托资源出口创汇的担保，这些国家大规模借入外债，发行了大量的货币。这些货币流入了政府部门及资源型利益集团部门，很少使用在人力资本和科技研发上。1982年美元快速升值，大宗商品价格迅速回落，资源出口创汇骤降同时，外债利息飙升。墨西哥、巴西先后宣布无力偿还债务，汇市、债市崩盘，通胀爆发。
这是不是金融开放的问题？这是制度问题。拉美国家普遍没有建立真正的宪政制度，国会对政府举债和货币发行没有约束，法律对资源型利益集团的打击不足。
再如泰国引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我在《泰王的新衣》中指出，“很多人将这场经济危机归咎于泰国过度开放的金融政策，但极少人关注到真正的原因，那就是保王派控制的商业银行创造了过度泛滥的信贷，透支泰铢信用，最终引爆了货币危机。”
泰国的政治制度并不是真正的英式君主立宪制。泰国王室有三股力量控制着泰国：一是《亵渎王室法》保护的“明君”威望；二是保王党控制的上议院以及扶持的亲王政府；三是庞大的王室财团。泰国王室资产达到430亿美元，相当于英国王室的80倍。
长期以来，泰国王室与军人集团控制着泰国的政治，打击政治对手，制度改革缓慢，甚至轻易修改宪法。制度上的落后反噬经济，引发亚洲金融危机。王室控制的商业银行大规模地向王室企业提供贷款，导致泰铢信用和银行风控愈加脆弱。
韩国的情况类似，这场危机波及韩国。长期以来，韩国财阀控制的商业银行无视风险地向旗下企业大规模输血。当金融海啸来袭，企业无力偿还贷款，风险波及银行系统，金融危机爆发。为什么韩国能够走出危机，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
关键是1988年的政治改革。这一年，韩国借着奥运会推翻了军人政府，修改宪法，实施总统直选制度，保障言论自由，推行经济自由化改革。后来，民选总统金泳三、金大中执政，他们与财阀作斗争，彻查全斗焕、卢泰愚，将全卢二人投入大牢。金融危机爆发后，金泳三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金大中则整顿财阀金融，关闭向财阀输送利益的商业银行，从根源上斩断财阀经济的危机。
韩国经济学家、现任驻华大使张夏成在其《韩国式资本主义》中指出：“如果说西方发达国家的问题是市场本位主义的产物，那么韩国的问题则因没有正确树立市场经济规范而导致”【3】。他认为，韩国式资本主义类似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贱民资本主义”，表现为任人唯亲、裙带关系、小团体主义、地方保护主义、贪污受贿等特征。这就是制度问题。
韩国度过这场危机后经济持续增长，最终跻身发达国家行列。这必须归根于韩国的制度改革，尤其是四位民选总统对财阀势力的持续斗争。民选总统打击财阀垄断，推动经济自由与舆论自由，为竞争公平和技术创新提供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四位民选总统都是文科生，其中金泳三学习哲学，金大中记者出身，后来的卢武铉和文在寅都是律师出身。
